比如法学家可以从解释论的角度出发，去确定现行法上所确立的各项法律规则的含义，为裁判者适用法律解决纠纷提供借鉴和参考。
特别是，当前应当加快民法典的制定，真正实现民事立法体系化和科学化，保持民事立法的逻辑自洽性、价值一体性和实施的有效性。领导干部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四中全会将就如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行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制定路线图。这是对党的依法执政理论的重要完善。另一方面，通过法治确保社会自治。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之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写入宪法，上升为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并成为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基本方针和行动指南。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关键要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
依法治国，本质上就是要用良法治国。通过法律对公权力的约束，保障社会自我调节的功能空间，确保社会自治得以有效进行。虽然向法院申诉的案件近年来不断增长，但法院的规模却基本无法扩大。
对国际法的研究有助于法院根据相关国际法原则，并参考其它国际组织（例如国际法院、欧洲法院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的倾向，以判断相关法律问题的国际标准及其演变趋势。如果说作为人大的学生相对于各省属高校的学生来说已经做到了national（相对于local）而言，那么这次经历使自己迈入了走向international的轨道。这也许正是国际刑事诉讼和追究个人刑事责任的原则在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中确立的原因。法院的许多员工都将家安在了德国，每天跨越国界上下班。
首先，法院的判决使用了大量法律英语、甚至常夹杂拉丁语和法语，而对案情的描述中亦经常出现特定领域的专有名词。有时也会出具某一特定法律问题的中国法律报告，作为部门比较法报告撰写时的参考。
须知法院的经费全部来源于欧洲理事会，这意味着其运作完全依靠各缔约国的资金。感谢Elisabeth Steiner法官、我的导师Aysegul Uzun，以及法院的诸多同事对我的指导和帮助，使我在法国度过了愉快的工作和学习生活。我想，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人，自己一定也会开放许多，也能够以积极的眼光看待文化的差异吧。尽管也受到了诸如人权标准向下看齐这类尖锐的批评，但作为一个有着47个不同国情成员国的国际司法机构，该原则对法院判决得到尊重并可执行有着重要的意义。
虽然平日工作和社交活动均相当繁忙，我仍尽可能抽出时间，充分利用在法院学习的宝贵机会。经过数十年的历程，国际人权法（或者更广义上说，人权法）的基本原则已经确立下来。例如，关于禁止以医疗目的使用人胚胎细胞、以及以科学研究目的捐献剩余胚胎细胞的法律是否符合公约的Parrillo v. Italy案和关于非刑事程序中使用秘密侦查措施监控电讯的Zakharov v. Russia案都是具有很大政治、社会或宗教影响的案件，还可能成为标杆性案件（landmark cases）。于此之外，我还尽可能参加法院大审判庭（Grand Chamber）的公开庭审。
而关于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囚犯是否应享有被配偶探访并不受监视地发生亲密关系的Khoroshenko v. Russia案则令人感叹，原来这里也有人权法问题并可向人权法院提出申诉。在之后提交给导师Aysegul的反馈中，我尝试从法官的角度对该案进行了分析。
在法院，除了工作、学习之外，业余生活也是相当丰富的。这是法院作为地区人权法院的一项特有原则，对国际人权法理论和实践亦有重要影响。
同许多人权公约和各国宪法一样，《欧洲人权公约》的规定亦多为原则性的，对其进行解释与适用便是法院的职责。作为法院及整个欧洲理事会系统内唯一的一名中国人乃至亚洲人，我自然而然地担负起了宣传中国文化的任务。Schabas教授通过对《灭绝种族罪公约》立法史（travaux préparatoires）的考察，论证了消灭政治团体这一行为在构成了1946年联合国安理会第96 (I)号决议、国际习惯法和文明国家所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recognised by civilised countries）中灭绝种族罪的定义，因而在行为发生时便构成了犯罪。事实上，法院本身也不时有涉及中国的案例。作为一个每年有不少新员工和实习生加入的机构，法院有着相当完善的培训机制。有时候我会觉得，在欧洲、特别是在斯堡、在法院呆久了，人会自然而然地变得开放了。
也许我们对译者太过苛刻了（当然，少数确实文法不通的译著除外）。旅行时最大的感受是，行万里路必须与读万卷书结合。
当然，我们也不应妄自菲薄。还要感谢毕业期间替我办理各种手续的亲爱的同学们，以及本科期间以各种形式为我提供过指导和帮助的老师和同学们。
欧洲数国在战争的创伤未愈之时，便于1949年签订条约，成立了欧洲理事会（Council of Europe），其宗旨便是促进全欧洲范围内的人权保障。针对被告政府提出的两个论证进路，我根据立法史的考察，结合国际法院咨询意见中一般法律原则的定义，认为关于消灭政治团体在当时是国际罪行这一论证是很难成立的。
就我个人而言，参观历史名城，发思古之幽情是最令人享受的旅行——无论是在巴黎巴士底广场下巴士底狱遗址和协和广场路易十六断头台处想象法国大革命的壮怀激烈，在罗马斗兽场和帕拉蒂尼山上遥想古罗马的辉煌文明，在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和乌菲兹美术馆欣赏文艺复兴大师的艺术品，在柏林勃兰登堡门和柏林墙下体会冷战的铁幕，还是在纽伦堡的600号法庭想象审判纳粹战犯时的场景……很难想象若自己没有一丝相关知识背景，旅行时是否还能有同样的收获——这也从另一方面激励自己，在专业学习之外仍需不断提升知识水平和人文素养。我所撰写的反馈虽全篇皆是法律分析，自己却觉笔尖常带感情，似乎自己得出的有罪结论某种程度上也使正义得到了伸张。而交由审判庭（Chamber）或大审判庭（Grand Chamber）处理的案件虽只占很少一部分，但却大多涉及十分前沿或有争议的理论问题。得益于几十年来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现在从斯堡到对岸的德国小镇Kehl，不仅没有边检、海关，不需要护照和签证，不需要兑换货币，甚至坐公交车就可直达。
翻译，特别是学术翻译，确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如果一国最高法院仍对言论自由是否应受司法保护犹豫不决、如果国际司法机构能够审理的仅限于诸如灭绝种族、危害人类罪这种最严重的国际罪行，只能说明该地的人权保护仍停留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
进入专题： 人权法院 。 中国与世界 常有人说，人到了国外以后，爱国心立即被激发起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世界各国人民的人权遭到了空前的侵犯。因此，尽管法院的绝大部分法律渊源是判例法，但法律研究部所做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类似于这些判例法的法典化，以提升法院的工作效率。
在我看来，法律人与普通人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能够将自己的法感情通过严格符合法律逻辑的论证，用法律的话语体系表达出来。我想，个中原因除了政治因素外，很大程度上在于很多国家对我国司法程序的公正性仍有怀疑。这也启示我们，既然欧洲人权法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兼顾人权的普适标准和各国的国情差异，谁又能断言在世界其它地区加强人权保护机构的作用、甚至全球性人权司法机构的设立就是完全不可能的呢？ 来自Steiner法官的工作还有协助接待从中国来法院的访问者。这项工作远比我想象的要困难许多。
在欧洲、在法国时间久了，有时不由会把节奏放慢下来。除了法德和解的意味外，这也许也是法院设在斯堡的原因之一吧：大概只有在这样平静安详的地方，才能让人静下心来思考人权保护这样宏大而又纯粹的题目。
而近年来法院对一系列武装冲突中侵犯生命权案件的判决更是打破了人们认为国际人权法主要适用于和平时期，而武装冲突中主要应适用国际人道法的传统观点——在关于俄罗斯对车臣武装发起军事行动中导致平民死亡的Isayeva v. Russia案中，法院将国际人道法关于战争中保护平民的原则与法院的相关判例法有机结合，认定俄罗斯因在军事行动中使用了超越绝对必要（absolutely necessary）的武力导致平民死亡而违反了公约第2条。接触国际人权法时间长了以后，不禁令人思考这样一个多少有些宏大的问题：是什么使得一个主权国家甘愿放弃自己司法上的终审权，甚至甘愿接受法院判决中改善国内立法、行政的要求呢？条约法中的条约必须信守原则固然是一种解释，但又是什么促使各国在1950年签订这样一个公约呢？ 在将自己的这一疑问与同事交流后，我发现他们对此都已习以为常，认为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其实，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无障碍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看似微不足道，但对残疾人权利保障的作用却不可谓不大。例如，法院有专门人员对每月收到申请和作出判决情况进行统计，以有针对性地安排法院的各项工作。
